当前是加快5G网络建设和商业应用、构筑5G全球领先优势的关键窗口期。如果不适时将运营商的竞争由价格战向服务质量和网络质量引导，可能损害中国5G战略优势，错失将5G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重大机遇。

4G向5G通信技术升级换代的过程，也是全球通信产业生态重构和竞争格局洗牌的过程。

当前，必须尽管摆脱中国5G硬件技术领先形成的“光环效应”，直面中国通信产业在“体制”和“生态”层面存在的瓶颈性因素，加快推进通信产业政府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调整，强化通信产业和网络强国的系统性战略部署，构筑中国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5G时代竞争范式转换与通信产业的新瓶颈

4G时代，中国通信产业实现了由追赶向并跑的重要跨越，这个时期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主题是运营商和通信设备企业的能力建设。5G时代，通信产业国际竞争环境、产业生态和产业周期出现的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未来中国通信产业发展面临的核心瓶颈已经不是企业能力缺失问题，体制层面的企业内生投资动力不足、国内应用场景和领先用户不确定造成的生态培育缓慢、美国技术打压下的产业链安全等，成为中国通信产业引领发展、支撑网络强国建设的主要障碍。

首先，行业周期和竞争位势的差异使得5G时代中国运营商出现了内生投资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三大运营商的5G投资积极性显著弱于美国、韩国等通信强国。在4G投资建网初期，国外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下游应用和盈利模式，三大运营商具有明确的技术、市场和投资回报预期，运营商、特别是作为主导企业的中移动亟待通过4G网络投资确立有利的市场地位。

然而进入5G时代，中国电信运营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美国、韩国亦尚未形成清晰的下游商业应用模式，因而三大运营商缺乏明确的盈利预期以及通过大规模投资占领市场的积极性。与此同时，5G网络建设投资规模巨大，而当前三大运营商都面临较严重的营收增长压力，利润率和ARPU等反映运营商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均显著低于美、日、韩运营商。激烈的市场竞争造成运营商增量不增收，使得运营商无法按计划回收4G投资，损害了运营商投资5G的积极性。

反观美国，出于重塑5G时代通信产业竞争优势的危机感，政府围绕5G FAST Plan，通过回收整合频谱资源、废除网络中立政策、简化基站建设审批、限制地方政府向运营商收费等措施，已经为运营商加速建网和探索5G商用创造了非常友好的宏观环境。

其次，5G时代，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由“友好”转为“对抗”，国际竞争环境更加恶劣。4G时代，由于美欧企业掌握了主要的技术标准，同时中国大规模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美欧企业竞相争夺的市场，因而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总体国际环境比较友好。5G时代，华为等一批中国通信企业的崛起大大削弱了美欧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加之5G对于国家信息和国防安全的战略重要性，使之成为美国打击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焦点。

美国政府为重塑其在5G领域的领导力，一方面，积极推动5G技术向不利于中国的“开源、开放、白盒化”的路线转换，试图利用其底层硬件芯片（x86架构）和基础操作系统（Linux）的雄厚优势，重新夺回失去的通信产业领袖地位；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放大“可能的”、“尚未证实的”安全漏洞强化各国对中国5G设备的安全担忧，拖延华为等中国5G设备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抢先布局，消耗中国的5G技术优势。

最后，随着中国通信产业监管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通信产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当前中国移动宽带覆盖率以及网络速率均处于全球前列，网络资费也处于全球中低水平，综合网络服务水平处于前列。特别是与地理、人口相近的大国相比，中国资费、网速与覆盖率已经全面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随着近年来提速降费工作的有效推进，网络资费已经不是用户的主要利益诉求，网络诈骗、资费套餐的不透明，是个人消费者的主要抱怨，而网络可靠性和网速则成为中小企业用户的主要关切。

5G网络建设与基于高质量5G网络的人工智能和产业应用已成为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前沿。当前中国正处于加快5G网络建设和商业应用、构筑5G全球领先优势的关键窗口期。如果不适时将运营商的竞争由价格战向服务质量和网络质量引导，可能损害中国5G战略优势，错失将5G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重大机遇，对中国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破解制约中国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调整

进入5G时代，通信产业的竞争范式和中国通信产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制约因素，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相应地，中国通信产业的战略思路和政策导向也应当适时进行调整。然而，总体上看，目前中国的通信产业战略和政策，与支撑中国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网络强国建设的目标相比，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通信产业的政策着力点仍然停留于补贴、税收优惠等扶持性的政策，发展思路和政策目标尚未有效锁定在“体制”和“产业生态”层面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上来。

二是通信产业的政府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竞争环境，运营商投资动力不足、国际竞争环境优化等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单一部门的管理权限，工信部、国资委、发改委、外交部等相关部门的统筹和协调，成为未来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必须解决的组织保障问题。

三是目前中国的通信产业政策、人工智能、车联网等领域的产业政策相互脱节割裂，缺乏5G时代中国网络强国建设的系统性部署。

针对这些问题，未来支撑中国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包括：

一是在网络强国建设的总愿景下协同规划中国的5G、人工智能、车联网等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形成通信产业基础设施和下游应用相互支撑强化的良性互动格局。建议研究制定“中国网络强国战略规划1+X”规划体系，进一步研究制定《中国5G总体规划》、《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国车联网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从而强化各项规划和政策之间的衔接配套。

二是完善统筹提速降费和5G网络基础设施投资的运营商绩效考核制度，建立协同推进提速降费和5G网络建设的组织保障机制。建议建立工信部、国资委、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网信办等部门的部际协调机制，综合考虑提速降费和5G网络强国建设的各项要求，从根本上解决运营商5G投资动力不足和网络投资的矛盾问题。与美国相比，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大规模的市场应用，仍是未来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没有4G时代大规模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同样的道理，5G网络建设滞后，将直接影响人工智能、车联网等新动能的发展。

基于此，建议在国资委既有的运营商考核机制中增加通过5G网络投资调整当期财务收益指标的考核内容，从而尽可能从体制上消除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和5G网络建设的监管冲突和制约。

三是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突出华为等技术领先企业在重大科技专项中的指引作用，带动中国网络和通信产业“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和产业生态的培育发展。目前中国包括02专项在内的重大科技专项的评估专家几乎全是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人员。随着中国集成电路等产业逐步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转变，随着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卡脖子”技术战略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提升，未来新一轮专项在实施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市场化导向。

建议按照用户和市场考核的原则，引进华为、中兴、中国移动等下游用户企业的基础研究和未来技术顶级研发人员，优化专项的专家结构。以重大专项为产业政策核心平台，牵引新型计算架构、新型存储介质、5G核心芯片、射频器件等核心技术的突破，布局和推动5nm集成电路生产工艺及相关设备和材料、芯片设计软件等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发展，积极支持以国产操作系统为平台的软硬件产业生态发展，鼓励地方和中央企业在中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如车联网、虚拟现实、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智能电网、智慧医疗等领域，加快开展应用示范工程。

四是建立中国互联网测速机制，实现政府功能从“鞭策”到“引导”角色的转换，形成通信产业提速降费的内生竞争动力。借鉴美国、韩国等电信强国的经验，培育发展独立第三方测速机构，建立并完善网络测速体系和网络速率晾晒机制，综合评估产业链各环节因素对网络速率的影响，调动利益相关方参与网络提速工作的积极性，通过建立“晾晒机制”从根本上破解我国网络提速的障碍，切实提高用户网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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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亿欧